51岁的长谷川一宏在东京开出租车已经很多年了。这是他喜欢的工作，尽管一班要连续开18小时。但他最近发现，光靠开车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工。
长谷川说，开出租车年薪大约450万至480万日元（约合4.1万美元至4.4万美元），远低于他需要支付的房贷和儿子的大学学费。“我别无选择，又去找了份拍摄和剪辑视频的兼职。现在没有休息天，但我尽量保证睡眠，否则会影响开车。”
路透社称，如今，像长谷川这样登记从事兼职以赚取额外收入的日本工人数量创下新高。一方面，它有望拉动居民消费支出上涨，进而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人们对日本社会臭名昭著的“加班文化”的担忧。
告别“终身制”
为了增加劳动力流动性，今年1月起，日本政府放宽了禁止或限制员工从事兼职的规定。不少公司反响积极，对引进兼职员工持开放态度。据日本求职公司Lancers Inc的最新报告，今年有744万日本人至少打两份工，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1%，明显高于2015年的533万人。
路透社称，日本劳工市场的这种转变与首相安倍晋三的目标一致——创造一支能够适应经济变化、提供更多个人自由度的劳动力队伍。按照安倍的说法，这将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有数据显示，兼职人群将为日本经济贡献约7.8万亿日元。
经济评论员梶本诚司认为，这一新兴趋势凸显出终身雇佣制度的衰落，同时也说明日本人的职业观正在经历重塑。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用给予工人长期工作保障的方式，以换取他们对雇主的忠诚。如今，这样的职位越来越少，人们的观念也在同步发生变化。
“现在几乎没有终身雇佣这回事了。”32岁的清水正树说。他的本职是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En Factory的员工，但他同时又经营一家承接宠物寄养生意的咖啡店，此外，他还有两份兼职。“我需要这些副业来掌握新技能，提高自己的实力。”清水说。绫山夏子今年25岁，她的本职是月薪约20万日元的大学职员，但同时，她又兼职写作和翻译工作，每月能赚2万日元。“我去年开始打第二份工，赚点零花钱。”她说，额外的工作也能给她一份安全感。
有评论称，即使上了年纪的日本人也开始抛弃根深蒂固的“职业忠诚”。根据Lancers公司的报告，在从事两份以上工作的日本人中，将近一半年龄超过50岁——接近传统意义上的退休年龄。“这在过去简直无法想象。”梶本诚司认为。
推“兼职新政”
长期以来，日本公司普遍要求员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如今，在安倍政府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呼吁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在软化立场，以提高自身吸引力。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1月，厚生劳动省取消一项未经雇主许可、不得从事兼职的规定，为企业允许员工兼职扫清道路。如今，工人们只需在接受另一份工作前通知他们的雇主便可。与之相应，许多企业都在主动采取行动，其中包括Rohto制药公司、软银集团、柯尼卡美能达复印机公司等。
“尤妮佳纸尿裤公司今年4月起推出面向1500名全职员工的兼职新政，入职4年以上便可申请兼职。”日本Sankeibiz网站报道称。“我们需要成为一家能够吸引优秀员工的公司，员工也需要掌握更多随处可用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因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尤妮佳人力资源经理渡边幸成表示。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名50多岁的员工向公司提出申请，希望担任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兼职篮球教练。渡边说：“我们判断，放开兼职的好处，远远大于过度工作、信息泄露和人才流失等潜在风险。”
也有阴暗面
不过，路透社认为，兼职市场罕见升温的背后也有阴暗面。
其一，日本工人需要比1997年多投入约11%的工作时间才能获得相同数量的薪水。与之相应的是，东京普通家庭的平均生活支出（每月约3300美元）较1997年下降了6%。也就是说，眼下的经济形势与安倍所希望的消费上涨仍是逆向行驶。
其二，放宽兼职限制会削弱政府“改革工作方式”的努力，其中包括限制加班时长（一个月最多加班100小时）。“政府的举动充满矛盾，”安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仓重太郎表示，一面限制工作总时长，一面又鼓励打零工，“每月在两家公司各加班50个小时，加起来就是100小时。现在，人们通过在别处做兼职的方式，来弥补本职岗位加班减少的损失，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日本研究所研究主管山田久认为，政府出台的劳动改革，本身就脱离现实，因为许多日本工人依赖加班费过活，而加班上限制度会减少他们的收入。
其三，有学者认为，兼职制度可能导致员工分布过于松散，进而侵蚀日本的就业文化。“许多日本公司仍然希望员工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日本不可能马上变成像美国那样‘零工经济’大行其道的国家。”山田久说。有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约20%的劳动力从事兼职。英国广播公司（BBC）则认为，“零工经济”存在潜在的财政问题。对政府来说，打零工群体的“身份”界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会造成政府税收的部分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