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很多事儿，说不清道不明。譬如我的第一份工作，究竟该不该称作工作，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还上着高中，连高中都没毕业。而且，我干的不是一份活儿，要按数量说，其实是三份；要按有没有报酬说，只能说是两份；要按有货币收入说，只能说是一份。
说来话真长，那已经是四十五六年前——大约是1971年或者是1972年暑假期间的事儿了。
那时候，我在我们县一中上高中。临近放假，教我农业基础课的谷老师（其实就是生物老师）来找我，告诉我：“暑假里，县里要在咱们校园召开几个会议，会议期间，需要有人打扫厕所，一天打扫一次就行，抽个空就能干，报酬是一天一块钱。就是活儿有点脏，你想干吗？”
那时候，每逢假期，学校校园都要临时用来作为召开诸如三级干部大会、民兵训练等各种会议的场所。少者几百人，多者上千人。吃喝拉撒睡，都得有人管。谷老师找我，就是想让我管拉与撒这两档子事儿。
谷老师话语里，最吸引我的，还是一天一块钱。
一天一块钱，现如今，还买不了一块儿普通雪糕，更别说高档冰淇淋了，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看不眼里。但是，那个时候，公家的米面铺里，按指标定量供应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一斤白面一毛七分。一块钱，可以买将近六斤白面。就是在集贸市场上，小麦也不到三毛，一块钱，可以买三斤多。
我们家里是农业户口，与低价商品粮无关，只能土里刨食。好年景，向国家交了统购粮之后，一年一个人也就分三四十斤小麦。一年到头，都是以杂粮为主，而且，经常是杂交高粱和红薯。就是杂交高粱和红薯，也不能敞开了吃，按那时候的话说，得节约，细水长流。细水长流，实际就是吃不饱，天天饿得肚子瘪着。
想一想，一个暑假，有会议的时间不少于一个月，一个多月下来，我就能挣三四十块钱。三四十块钱，在集贸市场，就可以买一百多斤小麦。杂交高粱，一斤不到两毛钱。要是买杂交高粱，就可以买二百多斤。红薯，七八分钱一斤。要是买红薯，就可以买三四百斤。对我们这个因为吃不饱而发愁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何乐而不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全校那么多学生，谷老师偏偏要来找我，也是有私情在。我和他的大儿子是同学，也是发小，整天黏糊在一起。谷老师知道我家里经济困难，是想帮我。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得领情啊！我当然满口答应。
答应是一回事儿，真干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打扫工具特别简单。一把铁锨。一把小扫帚。一把大扫帚。两个铁皮桶——一个装大粪，一个提水冲刷便池。一个大粪车——架子车上装着一个能装四百斤洋油的大桶改装的粪桶。
干活儿时，将大便从便池里一锨锨地端进铁皮桶，再倒进大粪车里，然后，提水冲刷。将淤积的尿液疏通，让它们流到厕所外面的尿坑里。把所有的纸片、树叶等，清扫干净。最后，再用大扫帚全面清扫一遍。暑假时期，天气溽热，屎尿臭味特别浓重，一波波，汹涌扑鼻，挡也挡不住。那时候，没啥遮挡，本就不知道有口罩那东西。一开始，恶心不断，止不住就要呕吐——还好，没有呕吐过。时间长了，就慢慢适应，不那么敏感。
我那时候还是学校宣传队员，有时候，丢下大粪车，就去宣传队排练节目。到了宣传队，一些女同学就吵吵着：“好臭！怎么这么臭啊？”
我浑然不觉。
后来，一个女同学指着我说，“他打扫厕所！”
我才知道是说我，不觉满脸绯红。
在厕所里熏来熏去，走来走去，衣服和鞋子沾上臭味，在所难免。一不小心，屎尿就溅到了身上。那时候，家里穷，没有衣服或者鞋子可换。后来，我只好每次打扫完厕所，使劲的摔打鞋子，并找了一件破外罩，打扫完厕所就脱下来，其他女同学的反应这才平淡些。
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打扫女厕所也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
凡进女厕所之前，必先大声吆喝：“有人吗？打扫厕所啦！”
里面真有人答应，就得躲到一边去，等着。等里面的人出来了，才进去。也有一两次，在外面喊了，里面无人答应，就以为没人，走进去，才发现有人。好在，我留着小心，走的步伐比较慢，一边往里进，一边喊：“有人吗？打扫卫生的进来啦！”所以，没有发生太难堪的局面。当然得赶紧扭头，退出来。里面的人看我真是打扫厕所卫生的，确实不是什么色狼，也就没有什么过激反应，赶紧站起来，不吭一声，麻溜走了。
不仅仅是打扫，还得晾晒粪便。好几个厕所打扫完毕，将大粪车拉到一片空地里，倒在地上，摊开，晾晒。晾晒干了，堆成堆，撒上些水，沤着，沤熟了，是庄稼的好肥料。从这个角度讲，我又做了学校里的积肥员。
学校管后勤的主任看见一堆堆的粪堆，看着我一丝不苟干活的样子，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干得不错啊！得奖励你！”
一个暑假下来，我挣了三十五块钱。后勤主任也兑现了诺言，又奖励我五块。加在一起，一共四十块钱。拿到家里，交给娘，娘喜得满脸都是笑。“俺三儿也能挣钱啦！”
钱，全部拿去买了粮食，暂时解决了全家人吃不饱的大难题。
另一份兼职，就是护校。按今天的职业说，就是当保安。
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住。这活跟我打扫厕所不冲突。那是白天，这是晚上。晚上，分成几班，相互替换着，拿着手电，在校园里到处转悠，巡视几圈，没事儿了，倒头便睡。一个假期过去，基本平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学生护校也是有报酬的。一天一斤稻子。稻子是我们学生学农时，在学校后面的校田里自己种的。我们家乡紧靠黄河，那之前，从来没有人种稻子。在我们县“革委会”“支左”的一个解放军军官是南方人，他在全县大会上大力提倡种稻子。我们学校里积极响应，就让我们的农业基础课谷老师当我们的指导老师，一点点指导我们育种、插秧、浇水、施肥、拔稗草，等到秋后，每亩地竟然平均打了五六百斤。
稻子是个稀罕物，我们家里人还从来没吃过。等我把四十多斤稻子扛回家，又打成大米，蒸出又白又香的大米饭，全家人真是大快朵颐。娘端了两碗送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啧啧连声：“大米饭，真香啊！”
“三儿参加护校，学校分给的!”娘不无得意的说。
“俺三儿长本事啦，能给家里挣来大米啦！”
我听了奶奶的话，心里比吃了大米还香甜。
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功臣，走路都气昂昂的，像个昂头大公鸡。
至于参加学校宣传队，和一群俊男靓女一起，排演节目，唱歌跳舞，吹拉弹说，那又是另一种境界。按今天的时髦叫法，干的那是演员的活儿，是艺术，是高雅。
当然，这活儿纯粹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
那时的我，一会儿出入又脏又臭的厕所，干与屎尿打交道的清洁工。一会儿走进俊男靓女摩肩接踵的宣传队，做与高雅艺术打交道的演员。晚上，又成了四处巡逻的保安。每天都不断变换着角色。
那样的生活状态，在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那时的我，却极其自然随意地干着这三样兼职。
那时的我，本就是农民子弟身份，很小时候，就经常在地里干农活，见惯了屎尿，知道屎尿可以做肥料，肥沃庄稼。
再说了，我们上小学时候，就整天背着个粪箩头，到处拣拾人和牲畜的粪便。拣回来，交到学校，学校还做统计，张榜表扬拣得多的同学。谁被表扬，谁都觉得自己是不怕脏不怕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好学生。
有个人叫时传祥，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因为干得好，被评为国家劳动模范，并受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那时，我上小学，在《中国少年报》上看见刘少奇和他握手的照片，觉得他真是无尚光荣，羡慕极了。所以，轮到我自己干打扫厕所的活儿，虽然心里时而暗暗有些不自在，但也并没有觉得太丢脸。
那时有一句流行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当时的标准看，所谓卑贱者，无非就是地位低下的人，是贫穷之人。所谓高贵者，就是所谓旧社会里的达官贵人，资本家，地主富农，当然，也包括“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臭知识分子”——今天称作知识精英。今天看来，这句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但是当时却是仇官仇富仇视知识分子的一道令牌，也是抬高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的人贬低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的人的一个口号，因而，就包含了非常偏激的非理性成分。而我，受了那个时代斗争意识的灌输，对“高贵者”充满懵懵懂懂的敌意，觉得“卑贱者”才能在社会上昂头挺胸畅通无阻，当然想通过干又脏又累的活表现一下，以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不怕脏不怕累热爱劳动的好青年，争取“政治”上的积极进步。
因此，整个暑假，我几乎都在三份兼职工作中，坦然穿梭，交替忙碌，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有时候，还为自己自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以为很崇高，很有正能量，或者，很嘚瑟。
当然，从个人利益讲，快乐，还因为自己的劳动，挣了钱和稻子，暂时改善了我们家里饥肠辘辘的生活。这是非常实在的收获，也零距离地贴近我们一家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